早年，你若要尽快发出信息，就得到大东电报局发电报。你得亲自到他们那儿拿一张电报表格，然后将你要发的信息内容逐字填上去，再交给他们的职员译成电报电码发出去。除了收信人的地址是按一个单元收费，电报内容是以地区远近，以及该区电信设备逐字收费。发一通电报，花费不小。收信人除非备有一份电报电码的解读本，否则就得另外付钱请电报局将电文译出来。当然说快没有现在发电邮快。一是电文发到对方所在地，电报局还得通过他们的职员译成文字，再遣派职员送到家里或是办公室，这一来恐怕就得花费半天的时间。哪有现在发电邮的快捷，只需十来秒钟就可以收到电文，不管是发中英文字，也无需翻译。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几乎叫人流泪的旧事。
一九七三年，我由大陆获准出境到香港。离开广州前夕。我发了一封电报给香港的朋友，请她在第二天某个时间在香港尖沙嘴火车站接我。电报送到朋友的家时，电报局的职员问她要不要翻译电文，翻译电文要另外收费。我的朋友持着手上有一本电码对照译本，不愿额外付费，推谢了。这一来就出了事，她对照电码译本译出来的内容，语义不清，只看懂日期，其他就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事先写信告诉过她，我一获准出境，会给她发电报。她凭此猜测电报的日期应该就是我到香港的日子，但没有列车的班次。她第二天一早就到尖沙嘴火车站等我，足足等了五个小时。不巧的是，我过罗湖关时，海关的职员把我带到小房间盘问了很久。等到我们上了火车抵达尖沙嘴火车站，已经误点很久了。朋友以为她看错电报上的日期，心想我可能不是这一天到香港，正准备离开火车站回家，幸好见到我挑着行李匆匆赶来。当时如果我的朋友以为接不到我，提前离开车站，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当时获准出境的人，按规定只准带港币若干，我们一家出境只准带六十元港币。过罗湖海关，我们奉献了三十元给检查行李的官员，免去他们对我们为难，把皮箱里的衣物一件件翻出来检查，然后让我们自己一件件放回行李箱去。众所周知，翻箱容易，装箱费事。这一来，我身上只剩三十元港币。挑着一担行李，带着个一岁半的小孩，我上哪儿投宿？我只知道，我这个朋友是住在官塘。官塘离开尖沙嘴火车站有多远，三十元港币坐计程车够吗？事后证明，三十元是不够付车资到官塘的。计程车的司机见我们挑着行李都拒载，坐地起价，结果我的朋友代付四十元车资，司机才肯让我们上车。这确实是一段令人泪眼欲滴的日子。
到香港之后，我到过大东电报局发过两次电报。一次是向家里求援急需二千元港币在九龙湾买一间八平方米非法搭建的木屋，以期一朝被政府迫迁，有望分配到临时住屋，脱离付高租金租屋的命运；一次是接到家里来电，急告家父病危，我通知家里提前改机票飞赴新加坡，似乎我和大东电报局打交道都是“情况紧急”。
大东电报局何时淡入历史，不得而知。毕竟，它已赶不上时代的需求，不再担任重要的角色了。但它还是有值得人们怀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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